得宠与获罪

光绪(1872～1908)为何喜欢珍妃，据说因大婚之后隆裕皇后失欢于光绪，而瑾妃性情忠厚，不会巴结人，她与皇后走得很近，似乎同病相怜，反与光绪相处漠漠。惟珍妃因年幼而最活泼，最有心计。光绪其时也不过十七八岁，每日凌晨寅时上朝，午时退朝还宫，工作时间长达七八小时，很是辛苦。

珍妃日侍左右，想着法子顺应光绪的喜爱，如扮出男装宛如少年美差官，加之她本来就工翰墨会下棋，与光绪共食饮共玩共乐，对于男女之事毫不在意，是以博得光绪专宠。“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国闻备乘》第11页)珍妃还很大方，对宫中太监时有赏赐，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也都竭力奉承这位“小主儿”。时间一长，这位“小主儿”也被捧得有点不知所以，渐渐失去自我节制。

清宫有制，皇后每年例银不过千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300两，嫔为200两。珍妃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遂不能不挖找生财之道。这样，就有了她与太监联合起来向外受贿卖官的事儿。珍妃依靠胞兄志琮，串通奏事处太监拉官纤———收人钱财为人跑官。奏事处乃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之处。

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最有势力的有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慈禧掌案太监王俊如诸人，均染指其中。珍妃住景仁宫，景仁宫太监亦多有涉及。私卖官职所收之贿款，一部分供给珍妃，其余由各层分肥。珍妃的主要“任务”是向光绪求请，最后搞定，“功劳”最大，自然分赃亦最肥。

然这种事可一可二不可三，毕竟会有影响，日渐彰显。有一次甚至卖到上海道员，搞出风传一时的鲁伯阳被劾案，惹动外界舆论纷纷。胡思敬《国闻备乘》云：“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搞定四川盐法道一职，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任，要由皇帝召见一下。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对曰在木厂，光绪闻之骇然，于是命其将履历写出，那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原来是一文盲。

光绪大惊，于是另下一旨：“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此事风播朝廷内外，慈禧闻后切责光绪，要求他必须追究责任。明清两朝明令规定：后宫不得干预朝政。何况居然推存一个文盲去当道员，也实在不像话。此时，就是光绪有意庇护珍妃，也很不好办了。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亦载：“初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光绪当年10月29日下旨：“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敢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

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第七等)，以示薄惩，而肃内政。”虽瑾珍二妃俱责受罚，但重点在珍妃。援宫中成例，犯事儿的嫔妃均交皇后严加管束，珍妃被幽闭于宫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命太监总管专门严加看守，从此与光绪隔绝，不能见面。

《故宫通览》中说珍妃被囚禁的这个小院原是侍从下人居留的地方，珍妃入住后，正门被牢牢关上，打上内务府的十字封条，珍妃住在北房三间最西头的一间，屋门从外面倒锁着，吃饭、洗脸等均由下人从一扇活窗中端进递出。

珍妃所食为普通下人的饭，平时不准与人说话。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这些别人高兴的日子，看守她的一位老太监就代表慈禧对她进行训斥。训斥在午饭时进行，老太监指着珍妃的鼻子列数罪状，珍妃得跪着听训。训斥结束，珍妃还必须向上叩头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