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进入晚年，具体地说，康熙四十六年之后，玄烨变得日益孤独，理性逐渐削弱，更多受情绪支配，立储问题和准部之役都没有处理好，使朝局和社会陷入混乱。……把玄烨视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帝王，是人为制造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玄烨非但不如唐太宗豁达，也不如他父亲顺治皇帝福临率真。更关键是，玄烨结束了鳌拜等四大臣辅政之后，其政治取向却与四辅臣一样，都在于中止顺治皇帝的汉化之道。

日本人对康熙帝极为尊重和推崇，翻译了《圣谕十六条》，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 二战时期日本人研究异族征服中国的历史，对康熙更加钦佩，认为：“清朝三百年的政绩，也是靠它拥有像康熙帝那样以卫道者自任，把自己提高到模范帝王的地位，成为鞠躬尽瘁的贤能天子，才争取到那样难治民族(指汉族)的全面信任和拥护。

在这点上说他获得了更光辉灿烂的成就，也非过言。但其中的重要因素，恐怕就是所谓‘统治者的恩德’。”并把康熙作为自己未来统治中国的榜样。

朝鲜人对康熙帝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昏君到圣君的变化过程，康熙亲政时正值朝鲜肃宗年间，朝鲜虽为清朝属国，思明反清情绪却很浓厚，对康熙的评价也很负面，如有使臣说康熙“只知清书，不解文字”，“骄淫日甚，以游戏为事”，“荒淫游畋，不亲政事”，等等。但到康熙后期，评价开始转变，称康熙“节俭惜财，取民有制，不事土木，民皆按堵，自无愁怨”。

乾隆以后，朝鲜君臣对康熙的评价变得非常高，他们认为“康熙，千古英杰也”，“大抵康熙，天下之圣主皇帝、天下之英雄矣”，“康熙自是豪杰之主，政令施措动合事宜，至今维持，皆其余荫”。清末的朝鲜国王李熙(高宗)也认为：“康熙，英杰之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