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诏除最后交待了帝位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名单外，其余内容全部是顺治检讨自己执政以来的罪累计达十四条之多，可说地地道道是一道“罪己诏”了：

第一条，顺治检讨说，自己并无高厚的德行，却继承了祖宗大业，但却没有治理好国家，没有致福于百姓，这是自己的一条罪过。

第二条，说自己先母亲去世，不能孝养母亲，是自己的罪过。

第三条，再强调父亲去世时，自己因尚年幼，未尽孝仪，本应在母亲去世时给予弥补，但今不能承欢母后，反给母亲带来痛苦，是自己的罪过。

第四条说，对宗室诸王贝勒等满洲亲贵未能照应周全，是自己的罪过。

第五条说，在施政之中偏向任用汉族大臣，疏远了满洲官员，是自己的罪过。

第六条说，自己用人所持标准过高，没能很好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是自己的罪过。

第七条说，自己对不称职的官员未能及时撤换，是自己的罪过。

第八条说，自己在宫中花费过多，影响了官员的俸禄，是自己的罪过。

第九条说，自己在宫殿建造和器具使用上花钱太多，未能体谅百姓生活的艰辛，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条说，自己宠爱的董鄂妃去世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丧葬之礼违反定制，过于铺张，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一条，说自己过分信用太监，致使其营私舞弊，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二条，说自己图清闲，很少上朝，致使与大臣们缺少联系，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三条，说自己自以为聪明，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致大臣们不肯进言，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四条，说自己知错而未能改错，以致过错越来越多，是自己的罪过。

实事求是地说，顺治检讨了自己这么多的“罪”，实在是有点过分。这十四条中，第一条可以说是近乎官样文章，有点像今天一些人总结报告中常见的“由于自己水平不高、能力有限、工作做得不好，距离上级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期望还差得很远”之类的套话。

第二条、第三条是比较动情的话，福临的母后，即孝庄皇太后，在顺治登基，保住顺治的皇位，帮助他处理对各种复杂的关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福临未能克尽孝道，深感愧对母亲，此情此感，确实是发自内心。

第四条、第五条所说的对满洲亲贵、满洲大臣未能倚重优遇的话有点言不随心。遏制满洲亲贵的势力，大胆任用汉官，正是顺治帝施政中成功的举措，也正是这种以汉治汉的方针策略，使清军入关之初动荡的形势得以逐步稳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顺治在世时一直坚守这种用人方略，对满洲亲贵们的不满情绪一再加以压制。

那么临终之时，为何一反平时之态又对此作起检讨呢?这里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福临虽然在治国施政上注意重用汉人，但作为满洲贵族的最高代表，满洲的那些王公大臣，毕竟还是他自己的“家里人”，汉人再能干，也不过是用其所长，再亲也不是“自己人”，满人对汉人的猜忌之心，对顺治帝来说也不可能完全摆脱;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满洲亲贵纵有种种不满，也是血浓于水，对他们过于严厉也有不妥之处。所以也许就应了那句老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结合顺治多愁善感的性格，临终之时一反常态，念及满洲亲情，就此做些检讨也是情理之中。

第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条所涉及之事，应该说顺治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作为一位青年人，顺治在处理军国大事，宫中事务上，每每有超凡之见、超常之举是很难得的，比起前明一些昏愦平庸的皇帝们，顺治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一位皇帝了，尽管如此，顺治在遗诏之中仍在自责自艾，便有点儿我们今天所说的“高标准、严要求”了。

真正应该检讨一下的是第十条，顺治的爱妃去世，顺治确实因伤心过度闹得够呛，朝野上下震动一时。说起来这位董鄂妃确实是位值得人心疼的好妃子，她美丽端庄，善良贤惠，不贪财，不争宠，对上孝敬皇太后，在宫中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与其他后妃和睦相处，太后、皇后及其他妃子生病，董妃可以几天几夜不离病榻，尽心服侍，以致自己由于超负荷的身体透支而多次病倒。

董妃的自我牺牲，保障了后宫的安宁，为顺治全力以赴处理政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感情归感情，封建社会皇家的名份、制度是不可擅动的。

顺治为董妃治丧，确如他自己所检讨的“诸事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