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七年卷三八直隶嘉定州下，未提及熊猫，而雅州条下只有麝香、鼯鼠;乾隆四年提及名山县有“熊”，但也没确切描述是大熊猫;条下仍只有麝香而无熊猫;咸丰十年也没列入熊猫。直至同治三年编修的才提及“貔貅”，那是当时对大熊猫的别称，而描述也只短短几个字：“……非猛兽也。”六年后，正是在这一地域，雅安宝兴县的邓池沟附近，法国传教士发现了大熊猫。

这种样貌奇异的动物被发现之后，其标本随后被运往法国，经鉴定，这是欧洲的自然历史博物学中从未记载的新物种，自此广为世人所知。由于它被视为一种新物种，因此如何称呼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熊猫的发现之所以引起轰动，不是因为它有多可爱，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19世纪晚期，欧洲的博物学家几乎已翻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要发现大型哺乳动物的任何一个新物种，那都是极难的事。

只是大熊猫由于格外珍稀，所引发的社会反应也更大一些。回溯这段历史，应该说，虽然现在大熊猫被视为“国宝”并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但这实际上原是一个西方的视角，中国人是在西方人之后才“发现”大熊猫的。大熊猫其实也一样，它的特殊性，是在比较之后才凸显出来的。在1869年它被西方人发现之前，对国人而言，它不过是熊的一种罢了。

这种情况，就像是你家附近住了数十年的一个邻居，你一直觉得他普普通通、喃喃自语说一些你们都听不懂的话，忽然之间，有语言学家告诉你们，其实此人说的是一种奇特的语言，而这世上已仅有他一个人会说了。

在四川宝兴发现大熊猫一个月后，他发现了金丝猴;同年，又在当地还首次发现了珙桐(这种植物的种名中同样包含有他的姓氏：Davidia involucrata)。再往后，中国的植物学家还发现了以往只见化石、未见活植物的水杉等植物物种。

然而所有这些珍稀濒危程度未必下于大熊猫的物种，都远远不像大熊猫那样引起人们持久的喜爱，更不必说被冠以“国宝”称号并成为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了。自1936年起，民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向邦交国赠送大熊猫，而在1949年后，它更像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晴雨表——尤其是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在两年之内，美、日、西德、英、法等西方大国都无一例外地获赠了一对大熊猫。

外交无小事，从政治角度来看，熊猫可说是一个完美的文化形象代表：你很难对它产生什么负面的联想。卖萌即便不是第一生产力，但应该也算是第一亲和力。现代熊猫形象的形成，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早已超越了这个物种本身的生物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