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大多数文人一样，谈论古事或是嘲笑古人也许是为了满足自己写字癖比较保险的办法，“议论时政”被称为“妄议国政”，乃是一条杀头重罪。所以像张贵胜这样从古书上将摘抄的古代名人轶事编辑成书出版，或许是再安全不过的了。但即使如此，也有可能背上借古讽今的罪名。

周算是这场康乾时期文化运动中的幸运儿，因为他死在一百多年前，倘使他活到乾隆时代，必定难逃诛戮族灭之灾。在这场由皇帝亲自策划发动的文化清剿运动中，很少有人能够逃脱成为漏网之鱼。过去文士试图用政治隐语将自己的抗议或政见隐晦地表达出来，但现在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皇帝早已谙熟文人这套行业秘密，开始以其人之道还诸其身。

清代帝王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政治隐语如此地穷追猛打，让人误以为是罹染了偏执狂或是迫害狂的心理疾病，但事实却远没有如此简单，皇帝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杀鸡儆猴，制造一种集体恐慌，使人们不敢轻易玩弄文字，挑战最高权威。

皇帝的苛察一个直接后果是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审查，因为没有人能料到皇帝究竟会对哪一个字哪一句话发生“兴趣”，所以文人只能无限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一切都视为可能触犯避讳的地雷，没有什么比自我审查更能彻底地驱赶不安分的思想。

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避讳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且成为头脑中支配所有思考和书写活动的深层潜意识。就像乾隆在一道谕旨中所说的那样，“俾愚众知所炯戒”，让这些愚民引以为戒。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管住那双不安分的手和不老实的嘴，也许就像冯道门客那句名言才是最保险的：“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