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外交部官员甚至认为，何应钦所“承诺”的“酒井所提各事项”，仅指(二)五十一军之移防及(三)第二师、廿五师之移防两项而已，其余(一)河北省内党部之撤退，(四)全国排外排日行为之禁止，为军分会权限所不及，何应钦无权表示诺否。

从当时公法学家的分析看，就实质而言，何梅协定有一时的协定，并且已经由中国予以履行。此一“何梅协定”之有效性，在6月10日前后中国应允酒井最后四项要求，且立即加以实施后，已告结束。但协定精神(即国民党组织及中央军退出河北)，将来是否仍对中国具有持续的约束力，则中日双方理解不同。中国方面自然持否定态度，蒋、何在抗战前一再否认何梅协定，用意之一就是阻止协定继续产生作用;就日方立场，何梅协定内容不明，正好方便于故意曲解，扩大适用范围，以达到侵略目的。

本来，双方各有解释，但从史实上看，河北事件结束后，日方即将何梅协定精神推广及河北以外的其他华北各省，中国虽然否认何梅协定，但华北各省党部继河北省党部之后也相继退出，排日运动更是在严禁之列。1935年12月初何应钦以南京中央新任命的“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身分返北平时，即招致日方绝对反对，最后只能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代何应钦主政华北。这无异是《何梅协定》中“南京中央势力不得再进入华北”的持续作用。

总之，就日本而言，强调何梅协定可以作为其侵略行为之合理掩饰，且在武力作后盾下，推衍协定的应用范围;而中国方面，即使不断否认何梅协定，但处于日方高压之下，实际作为却又符合《何梅协定》精神。《何梅协定》无名有实，在实质上存在，这点不用为国民政府辩护。《何梅协定》的签署，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忍辱发展策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