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彰显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精神。“近代文明”的三大事件：“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都是法国人率先发动。陈独秀从法国大革命走向“以俄为师”的共产革命，其中的内在逻辑即在于他的革命思想。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再生。

他向《新青年》同人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带着这一目的，胡适提出新思潮的意义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启蒙运动，或是文艺复兴运动，这两种取向在当时并不明显，两种主张的学人并肩作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和历史的演进，双方的差异才逐渐显现。由此分际，陈独秀与胡适后来才分道扬镳。改革以后，我们一度认为中国的专制、愚昧都和传统有关，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人又把它叫做新启蒙运动，当时打的旗号就是要继承五四的传统，认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做得还不够。

到了90年代，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了所谓的保守主义复归这样一种思潮。这股思潮刮得越来越厉害，以至于不仅是官方，包括民间思想界，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又很高了。相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却越来越厉害。去年，《东方历史评论》召集了一次纪念五四的会，这个会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夭折的宪政，倒退的五四”。

关于倒退的五四，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五四是好的，我们现在从五四的立场向后倒退了，应该克服这种倒退;另一种意思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指的是哪种意思?当时发言的几位都说五四运动本身就不是好事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宪政派，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宪政的受挫，感到惋惜。其中多数人将宪政夭折的原因，归到了新文化运动上。

但是，今天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还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新文化运动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该彻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过了，但在应该彻底否定的地方，却又没有否定掉，或者说没有注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其实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

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反传统文化很极端，但对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即使是鲁迅这样一个“极端的西化派”，骂儒家骂得很厉害，也说过很多秦始皇的好话。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