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兴回忆，灾民逃到观音堂，已筋疲力尽，观音堂当时也是出了名的“人市”，这里也是老人、小孩的遗弃地和生命的尽头。很多大人走到这里，已是饥寒交迫，趁孩子睡着，把孩子丢在地上，扭头就走，“这些孩子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还有的拿去做人肉包子卖。好多难民吃包子时吃出指甲，才知道是人肉包子。”当时1942河南大饥荒穿行在陇海线上的列车，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列车。过来人都说，能活下来的都命硬。历经千辛万苦的难民终于来到陕西潼关，梦中的乐土就在眼前。

但他们不敢在这里停留，因为黄河对面就是日军的大炮，难民们只好马不停蹄地继续向西，直奔西安、宝鸡。石耘表示，当年河南一共有3000多万人，其中国统区1800万人，日占区1200万人，当时饿死大概四五百万人，剩下大约有五六百万人，都向陕西逃去了。但徐有礼认为，当年逃亡陕西的难民大约有300万人。事实上，潼关并非乐土。如今已在宝鸡定居的河南登封人赵守义回忆说，当年在潼关，有国民党军队把守，由于难民越来越多，西安城内已容纳不了那么多难民。从1942年冬天开始，便对进入潼关的难民进行人数限制，禁止河南灾民入境。

当时，曾多次发生难民冲击国民党军队把守的木闸门发生冲突的事件，还有不少人被打死。大批难民在潼关外等候，很多人等了一周才被放行。无数妻离子散的故事也因此发生。今年78岁的吴玉珍老人就在这一过程中与自己的妹妹走散，寻亲50多载仍杳无音信。赵守义说，西安当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街道上不像洛阳那样到处都是饿死的人，但个个都面黄肌瘦，十分落魄。难民们只能排队领粥，每人每天只能领一次。领过了便在难民条上按上戳记，不能再领。即便过了“鬼门关”到了西安，并不意味着能活下来。当时在西安，埋死人或抬死人的短工，已成为一种临时职业。

一些街道的保长或甲长怕负担饿死灾民的罪名，一些奄奄一息的老人，明知人没死，也雇人将其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在西安郊外的乱坟岗，经常有被刨开的坟墓，有饥饿的难民将入葬不久的尸体挖掘出来吃了。“现在想起来都毛骨悚然。”老人说。石耘说，1942河南大饥荒300万河南人“闯西关”进入陕西，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移民过程。至今，很多河南人的亲戚都在陕西，河南、陕西人的关系还比较亲密。虽然当时西部有大量土地，但人口却很少，当时整个陕西人口也不过1000万人。这次大移民促进了西部土地开发，把东部成熟的农业技术带到了西部。“河南、陕西人一家亲的关系，是融入在血液中的，这背后，是一段沉重的民族灾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