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林氏既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之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之既定方针，林氏自难以接受荣禄之劝诫。但当京城空气已空前紧张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此言虽是林氏被捕前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我安慰式的乐观预判，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

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刘光第

另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此外，据《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综合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

至于康广仁，因其系康有为胞弟，其“康党”身份似乎不容置疑。然十余年之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碰到一名为刘一鸣之老狱卒，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据刘氏对汪精卫讲：当年，“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日：‘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

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其。”狱卒之言，当属可信，早在政变之前，康广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大事难成：“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至于林氏之“时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凛然不惧，因林氏参与了“围园杀后”之密谋，事变前也曾四处求救未果，至此应该对自己之最终命运了然于胸，已不必如康广仁般“以头撞壁”。

唯谭嗣同一人甘愿为其反满革命理想而流血

杨深秀以御史身份被当作“康党”而遭到杀害，与其戊戌年和康有为过从甚密有关。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戊戌年，康有为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之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宋伯鲁逃到外国使馆得免一死。杨氏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康党拟定的一份涉及武装政变计划的奏折。

奏折中，不但要求光绪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而最让慈禧心惊胆战者，莫过于该折附片中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并请皇上准募300人，于9月23日正式发掘——所谓“秘密金库”，根本子虚乌有，“康党”编造此一谣言。

戊戌变法六君子雕像

说开掘“秘密金库”可以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乃是为了完成其“围园杀后”计划——此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杨深秀卷入此种密谋，其被慈禧定为“康党”，并无诬枉。唯杨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递之奏折的个中玄机，尚未敢断言。

事实上，所谓“戊戌六君子”，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今人多将谭氏归入维新派之列，实际上，早在入军机处之前，谭氏即已深植强烈的反满立场。以其著作《仁学》为例，因反满思想激烈，生前仅梁启超、章太炎等有限几位好友得见。其中如此写道：

“成吉思汗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准格尔)，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攘为己有。攘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

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而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正因为谭氏有如此强烈的仇满情绪及“十八省华人”意识，戊戌年之前，他曾屡次言及新疆、西藏、满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卖给英、俄等国，以筹措资金作变法之用;更对当时倡导“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康有为一见倾心，执弟子之礼，且与康党秘密筹划“湖南自立”。也正因为此种革命党立场，为自身安全计，谭氏曾想买一个外国功名作护身符。

戊戌变法六君子行刑

1896年12月，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准备买捐受外国人保护。谭氏说：“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

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

对谭氏之政治立场，张之洞似乎有所察觉。谭氏应召赴京，过湖北见张之洞，张氏曾语带讥讽，谓谭氏：“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革命党人章士钊深悉谭氏戊戌年进入军机之真意图，章氏称：“(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

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谭氏之绝命诗有“留将公罪后人论”之句，《仁学》中谓：“谋反，公罪也”，此乃谭氏临终，隐晦表示自己乃为反满革命而死，非为维新而死。

康党事后作伪，竭力掩盖“六君子”被杀真相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为因全盘参与筹划戊戌年围园杀后等内幕，并对其成败有所预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杀后，康党为维护其“维新派”面目，以争取国际、国内之同情与支持，又不惜种种作伪，掩盖“六君子”被杀之真相。

篡改杨锐、刘光第等与康有为的关系

如前所述，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及“康党”的基本态度是厌恶和不满。但二人被杀后，康党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将二人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趸。如康有为之《六哀诗》谈杨锐，说杨氏“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

戊戌变法六君子处决现场

梁启超之《杨锐传》声称：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实际上，杨锐根本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其对光绪所言，乃是要调和帝后关系，绝无什么“裁抑吕、武之志”。

再如，康有为在《六哀诗》里说刘光第：“我不识裴村，裴村能救我”，说的是康有为被人弹劾“保中国不保大清”，刘光第与谭嗣同联名担保康有为忠心不二之事;梁启超之《刘光第传》则记载，刘光第称此举是奉君命而为，同时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当救志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谭嗣同)独为君子也。”

但实际情形，据胡思敬披露，刘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谭嗣同百般缠扰的结果，“谭嗣同与同班值宿，邀与联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于难。”谭氏对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详，其力邀刘光第联名，乃是故意拉刘下水。类似此类篡改者甚多，此不赘述。

篡改谭嗣同绝命诗，掩盖其革命党之真相

康党对“六君子”之死真相，最重大的掩盖，是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谭之原诗《题壁狱中》，有两种流传版本。其一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其二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者系非康党人物所记;后者则是康党所着力宣传之版本。

这两个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后两句。“欧刀”乃刑人之刀;“公罪”，如前所述，谭氏《仁学》中有谓：“谋反，公罪也”。如《仁学》中所述，谭氏认为满清皇室残害“中华”数百年，乃罪大恶极者，故在谭氏看来，“围园杀后”乃是代表千万“华人”对满清最高领导层实施正义的刑罚，故有“欧刀”之说;所谓“手掷欧刀仰天笑”，乃系指“围园杀后”计划失败，未能如愿刑罚满清皇室。

谭氏认为：“谋反，公罪也。……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得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也就是说，“留将公罪后人论”一句，乃是谭氏自承谋反，且不认为谋反有什么不对。

戊戌变法六君子合照

康党戊戌年之后，传播谭氏绝命诗甚力，但这两句，绝不见于其宣传读物，而被置换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与康党在戊戌年后竭力否认自己曾有“围园杀后”计划及“保中国不保大清”等谋反行为，是相一致的。

至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否康党杜撰，目前还存疑。一种很大的可能是：这两句其实也出自谭氏之手，只不过被康党移花接木嫁接到了绝命诗中。证据就是：谭氏应诏赴京时，唐才常为之饯行，谭氏曾口占一绝：“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所谓“三户亡秦”，乃明言此行目的，是阴谋推翻满清之暴政，“昆仑”非独指高山，亦有“华夏”之意。

除篡改绝命诗之外，康党还捏造了一份谭氏的绝命血书。内有“伤心君父，……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钧一发，惟先生(指康有为)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