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近代史，国民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国民党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推翻了清政府，并且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部队可以说是抗日主力。那么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曾经称霸中原的国民党为何灰溜溜的躲在了台湾?下面就随奇闻网去看看吧!

治党不良。蒋介石的治党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旧上海青帮，堂会那一套。拜把兄弟，搞帮派，搞裙带，不讲原则，只求对方表示效忠自己，供自己利用。政党日益堕落成供三五个弟兄胡作非为的小天地。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下决心干了三件事:一是整党，二是反腐，三是土改。土社会全面腐败。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1949年4月1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

蒋介石巡视部队

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改被拖延。造成土改被拖延的原因之一，就是地主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存在着很深的裙带关系，甚至一些国民党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我们可以将上面提到的淮海战役连在一起看。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毛泽东和蒋介石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

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无怪乎陈毅在战役胜利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被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倒的。”可以说，土改被拖延，是蒋家王朝的送葬曲。吏治腐败。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吴国桢口述回忆》)

装备精良的国民党

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

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

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

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

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