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半两这种方孔钱，是秦始皇削平战国诸侯以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结束紊乱的币制，而统一施行的钱币。这种外圆内方的钱，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从而也就奠定了我国历朝铜钱的基本形式。这种半两钱重为古代的十二铢，古代以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其实，它的重量没有那么准确。虽说货币由王室专铸，但往往随时而变，轻重无常，大小不一。如严格要求，许多半两钱是不够标准的。可见秦始皇颁布的度量衡，一时尚难以统一实施。史书记载，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项梁，就曾自铸秦半两大钱。秦始皇时半两钱直径为2.5-2.8厘米，重3-6克。但留传下来的实物直径也有大于4厘米的，最大的为6.8厘米，后者有人认为是假钱，有人认为是样钱。

战国后期到秦代的物价是很低的，正常的粟价每石大约只有几十个钱，一斗米也只要三枚秦半两就够了。可见当时物价很便宜，钱价是贵的。有记载说，纵横家苏秦到燕国去，只要百钱就过了。还有记载说，萧何多送了两枚秦半两给刘邦，刘邦就非常感激，以致后来为萧何增加了封地。

当汉高祖刘邦还是一个平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沛县(今江苏沛县)有个秦朝的属官萧何，就有几次用他的身份庇护过刘邦。等到刘邦当上了亭长，萧何还常常帮助他。当陈胜起义，各地响应，刘邦聚集了数十人，杀了秦朝的沛县县令。这时萧何、曹参等辅佐刘邦起义，推刘邦为沛公，征发沛县子弟，得兵三千，投奔项梁，项梁又给刘邦兵五千，将十人。刘邦就成为项梁部下的主力军。

当刘邦率众军进驻咸阳时，有些官吏每人送他三枚钱，唯独萧何送了五枚。这时通行的钱当然是秦半两，三枚、五枚都指的是秦半两钱。可见当时铸钱不多，也不是任何事非钱不能办。大概当时取与之间常常就是几个钱。《史记》还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既杀项羽，天下已定，接着便论功行赏。群将争功，一年多还不能决定。刘邦以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为酂候，食邑也多。其他的武将有点不服气。说萧何光用笔墨谈兵，并不去作战，为什么反而高升?刘邦说，你们知道打猎吗?知道猎狗吗?打猎，追野兽的是狗，而发指示的是人。现在各位能得野兽，只是“功狗”，至于萧何是发指示的，是为“功人”。这时武将们也不敢再争了。于是刘邦又封萧何父子十余人，皆食邑。并且萧何本人多增加2000户。这也有他当初多奉送二枚钱的缘故。

秦始皇统一币制后，“半两”钱就成了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半两”钱外圆内方，无内外廓，背平无文;篆书“半两”二字分别列于穿孔两侧，钱文凸起，据说是丞相李斯所创，布局严谨，笔划方折，雅卓刚健。“半两”钱圆中有方，方外有圆，刚柔并济，静动结合，达到了匀称均衡之美的最高境界。

“半两”钱的造型极具政治色彩，它是秦代“天命皇权”的象征。《吕氏春秋·圜道篇》：“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下一上，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主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秦代的统治者认为外圆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把钱做成外圆内方的形状，象征君临天下，皇权至上，秦“半两”流通到何处，皇权威仪就散布到何方。

“半两”钱上的数字体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秦“半两”重十二铢(秦代二十四铢为一两)，直径十二分(3.2厘米)，穿孔的边长各为六分(1.2厘米)，这些数字都是六或六的倍数。“六”是阴阳五行中水的记数，如此众多的六出现在钱币上绝非偶然，是古人一种思想含义的体现。

此外，从材料利用和制作工艺来看，“半两”钱的造型比其他任何形状都节省铸材，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而且中间的方孔便于固定锉修。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材料利用和工时效率方面都有过深刻的研究和探讨。

总之，秦始皇为了统一大业所实施的措施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是革命的，进步的。币制的统一，大大地便利了全国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它既有利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方便，同时促进了辽阔疆域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秦“半两”钱在体现皇权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同时，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效率观念。它集实用性、艺术性、思想性于一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