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个由满族人统治了几百年的朝代。晚清最低等级洋雇员薪水约“副厅级”五品官十倍，为什么洋人的待遇这么好?

1884年6月18日《申报》宣布了《税务司德璀琳禀总理衙门请开铁路条陈》一文，活跃鼓动清政府造铁路。文廷式在《知过轩漫笔》中写道：李鸿章欲设银行，阎敬铭亦较为然，惟不欲用洋人。李鸿章云：“若不必洋人，人却不信你户部。”可见，在其时，连李鸿章这样有见识的高官都以为办银行一定不能少外国人。再如1909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枏聘任比利时人毕德生在新疆创设邮政邮局等等，晚清一切的先进工商业领域无疑都少不了洋人的影子。

晚清交际：本国官员怕担责，外人乐做“领头羊”

为何晚清常用外国人代表中国办交际事宜?缘由无外乎两大方面：一是客观缘由，清朝官员不明白近代交际规矩，使得商洽无法顺利进行，只好借助洋人;二是主观缘由，清朝大臣们都把与洋人打交道看作苦差事、累差事，一不小心，吃不了兜着走，一个字“怕”。

1875年录用的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开端的任务是为“马嘉理案件”向英国抱歉。郭嵩焘开端也以年老多病不想去，慈禧太后亲身召见，他这才牵强承受。同年8月，清廷正式加授他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出国后，郭嵩焘在日记和陈述中对西方有些必定的描述，遭到了国内保存官员的群起进犯。乃至还有人揭发郭嵩焘“崇洋媚外”、“有失国体”，有“私通洋人之嫌”，最终任期未满就被清政府召回，他的《使西纪程》一书也被制止发行并毁版。有此先例，故晚清官员关于洋差事，常常是推之只怕不及。所以，晚清政治最爱用的所谓“以夷制夷”策略就顺理成章地用到了交际上，许多外国“替代品”应运而生，最有名的是蒲安臣。

1868年2月出访的蒲安臣使团是清朝历史上向海外差遣的第一个担负交际任务的正式交际使团，担任人却是个外国人——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被颁发“处理中交际涉业务大臣”的头衔。为了保护体面，使团成员包括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两名章京，为了平衡列强联系，录用了两位副团长，一个是英国人柏卓安，一个是法国人德善。使团在历时两年八个月的出访中，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领导权彻底把握在蒲安臣手里，他四处包办交涉、商洽事宜，乃至私行与外国缔约，而中国使臣成了装点品和参观客。

其实在蒲安臣使团之前，还有个斌椿使团。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回英国成婚，总理衙门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与其子广英以及凤仪、德明、彦慧等3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赴欧洲参观游历，这是晚清中国官员走出国门、游历海外的首次测验。使团人员在英、法、荷、德等9国游历了7个月，所写的游记《乘槎笔记》《帆海述奇》等，记录了晚清官员对欧洲开端的见闻，实际上是赫德借着回家成婚的时机带着他们到欧洲几个国家“公费旅游”了一次。

晚清历史上，英国人赫德极其风景，除了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还曾多次“是中国和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严重商洽的交际代表”。

1894年，天津海关的德国税务司璀琳为李鸿章所看中，被清廷差遣出使日本商谈中日甲午战争停战条件。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美国交际大臣福世德也受清政府聘请，与侍郎张荫桓等共赴日本商订停战合约。可想而知，其时的满清政府赋予洋人多大的交际权利，把国家存亡都押在了外国人身上。

洋员的待遇适当优厚

晚清乃多事之秋，正逢用人之际，于洋员的政治待遇分外优厚。比如华尔、戈登、德克碑、汉纳根，在本国戎行中他们都是微乎其微的下级军官，一被清政府聘任后，当即破格提拔为高档军官，这在其时是普遍现象。再如赫德这个28岁的外国青年，却掌控了晚清的重要经济命脉。赫德29岁被颁发按察使衔(正三品，适当于副省级)，46岁被颁发头品顶戴，1911年9月病故，清政府追封他为太子太保。他是有清一代官爵最宠爱的外国人。

一起，洋雇员是肯定的金领。在清人所编的《普天忠愤集》卷七中记载：“当世每闻‘洋人’二字，则目为智巧，月俸多至七八百金，少则二三百金。”以其时五品京官(适当于副厅级)为例，俸禄1年80两银子，支米80斛，加上恩俸，一共不及200两，而一个最低等级的洋雇员的薪水也是他的10多倍，这让本国官员仰慕不已。

截止1874年，福州船政局每月的运营费用在5万两到8万两之间，其间就包括了几十名法国雇员的薪水12万两白银，归于其间最大的开支项目，而其他2000名中国工人的工资总额约为1万两白银，150名中方管理人员的总薪水额为1200两。(《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外悬殊如此之大，也难怪老外都情愿来中国打工。

晚清洋雇员薪水拿得最高的是中方短期雇员美国交际大臣福世德，一场商洽完毕，《马关条约》签定后，清政府“给美员福世德报酬十五万圆。”(《东方兵事纪略》)

清朝上下关于洋员的情绪

1860年，西方戎行的火力以及英法戎行协同清军护卫上海的景象给清朝当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乃至以为，只需有几艘像英军那样的炮舰，一会儿就可以拿下太平天国的天京。皇室成员中最“洋化”的恭亲王还设想借用外国军事力量来平息国内起义的烽火，但曾国藩等当地大员竭力对立。

其时，一批长期流亡上海的江苏社会名流关于清军歼灭太平军缺少决心，他们说服江苏巡抚薛焕和上海道台吴煦向皇帝投递了“借”洋人戎行助剿的请愿书，而担任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却对雇佣洋人戎行心存警戒，他的观念是利用西方的方法而不是非得雇佣外国戎行，比如他很拥护兴办中国的兵工厂来制作西式武器弹药。在是不是雇佣洋员问题上，李鸿章则把曾国藩信誉和放弃的两方面都灵敏采用了，明显，他比他的教师更讲究实用，更务实。

据李伯元的《南亭笔记》卷十六记载：张之洞的部属有时一天都难见到他，而关于洋雇员则恰好相反。外国人跟张之洞相约3点钟碰头，他两点半就在餐厅等待，即使很疲倦也硬撑着，对待外国人可谓诚意十足。

“何人能届横流决，今天真怜大厦倾”。文廷式在1900年发出了如此慨叹。尽管清朝上下搞了洋务，也雇用了众多外国人，但清朝这个巨大的躯体已腐烂不堪，回天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