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将当年肃清之处作为文物遗址。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发掘出大量肃清被害者遗骸，引发了社会向日本讨血债、要道歉的强烈呼声，“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也随之建立。在新加坡旧福特工厂纪念馆、樟宜博物馆等二战历史博物馆里，一幅幅图片资料、一份份文字记录、一具具被害者遗骸，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恐怖。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海面浮尸组成了一个时代一个族群的灾难记忆。而幸存者口述历史，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惨绝人寰的残酷屠杀罪恶行为。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

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日军在新加坡大屠杀中到底有多少华人遇难?日军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提供的数据仅仅是5千人，战后的审讯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大约5万多人，新加坡当地华人认为有10万人之多。

但是，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此数，由于“全家遭难或遇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1946年，新加坡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日本战犯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被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马来亚战俘收容所司令官，参与“肃清”的日本战犯福莱在樟宜海滩被枪决;1947年，7名参与新加坡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受审。最后，河村三郎中将和大石正行中佐两名日本战犯被处以绞刑，西村琢磨中将、大西觉少佐等5名战犯被判无期徒刑。

日军入侵新加坡大屠杀政策是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屠杀平民事件，它与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惨案一起被列为二战日军屠杀平民的三大惨案。1967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正式落成。每年的2月15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新加坡人都会来到纪念碑公园，焚香烧烛，祭奠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