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和秦孝公的会面，是两位野心家的会晤。知乎心灵相通，知己亦好友，青山和松柏，令人无比羡慕，无比向往的伟大感情，这种友情已经上升到了亲情的高度，彼此信任，彼此吸引，最关键的是“你懂我，我亦懂你”，一个高情商，一个高智商，互相弥补，互相理解和支持，真是一对千年难遇的明君和智者。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秦孝公登基不久就马上“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第二年就获得“天子致胙” 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已经恢复了秦穆公时代的国际政治地位。秦孝公接连见了商鞅四次。对于一个宦官推荐来的魏国家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孩子，孝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耐心，就足以表明他的志向决不只是谋强图霸，偏于一隅，而是“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商鞅，也不是泛泛之辈，推销自己的智力和才学，成了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的家乡本在卫国。卫国，我们前面不止一次提到，文化氛围较为浓厚，是著名的温柔乡。而商鞅本人，出身也并不低贱。商鞅见孝公，可谓土鸡见凤凰，是百事不遇的良好机会。如果能投其所好，一举成功，就万事大吉了。按说，此时的商鞅，应该拿出自己的绝活，一下子说到孝公的心坎里。但是，商鞅并没有这么做。

商鞅自小学习“刑名之术”，自然是游说巧辩的高手。他初次见孝公，不知道对方的“底牌”，于是只能采取避实就虚，引蛇出洞的游说战术。他大谈“帝道”，其实是在顾左右而言它，目的就是“勾引”出对方的真实意图。

这一招，《鬼谷子》中也有记载，也就是所谓的“微逆之，以察其旨。”意思是说，故意说些可能让对方反对的观点，来考察对方的真实意图。这种做法是看似笨拙，实则是游说者最基本的法门。直到今天，仍然可见于大大小小的谈判桌。而且，商鞅又是一个沉稳谨慎的人，绝对不会冒一丁点风险。如果自己过于拂逆孝公的意思，以后再想进见就很难了。

孝公如果对商鞅没有任何期待，如果商鞅在秦孝公心目中坐实了“妄人”的形象，秦孝公肯定不会安排第三次见面。而商鞅心里更明白，如果这一次不把肚子里的干货全部掏出来，就会彻底和这位秦国的君王失之交臂。看来，第三次会面，是双方都必须摊牌的一次，也注定了是一拍即合、非常成功的一次。 在这次会面中，商鞅明确谈到了“法治”，并以此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秦孝公要的就是富国强兵，他的困惑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商鞅所提出的“法治”，就是要对秦国的政治管理体制下重手，来一个彻底的改头换面。秦国原来是军事管理制度，国家的军政大权集于国君一人。在政权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这种管理体制还能维持其优势，上行下效，雷厉风行。可是，现在国家的规模大了，人口多了，财富增加了，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国君虽然手握绝对的权力，但无法将这种权力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贯彻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国君又不可能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分配下去，因为分权就是放权，放权就意味着将有被架空的可能。而现在，把国家的意志和国君的权力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外化出来，向整个国家颁布，并靠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这样一来，“权”就变成了“法”，“人治”，变成了“法治”，君主的权力和国家的意志就无处不在了。

这种见效快、便于操作的管理原则，秦孝公自然大为满意。不过，除了这些霸术的指导思想外，秦孝公更需要知道变革方案在秦国具体实施的计划。这就涉及到来自各方的阻力问题了。

果不其然，这两个野心家又有了第四次会面。当然，这一次会面所谈的内容属于机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史料记载下来。《史记》中只记载说：两个人在一起吃则同室，卧则同榻，一连谈了几天几夜。可想而知，这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肯定是在讨论如何推行变革方案，以及改革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许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变则已，一变就要成功，绝不能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