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代的佛教，由于萧氏宗族的支持，堪称兴盛。据唐法琳《辨正论》卷三载，梁代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这个数字，较宋、齐两代都多。南朝梁武帝萧衍曾经三次出家。

萧衍为何老往寺庙里跑?有人说他一心向佛，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有人说他看破红尘，不再留恋皇帝宝座;还有人说他敛财有方，通过赎身捞取好处。其实，这三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

萧衍如果真心皈依佛门，他完全可以退位出家，没必要来回折腾;如果他真要敛财，堂堂皇帝根本用不着耍这点心眼。笔者认为，萧衍此举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

萧衍能成大事，既出于他的非同寻常的雄才大略，也归功于僧侣势力的舆论支持。无论是出于论功行赏，还是出于个人信仰，萧衍即位后，于公于私，都要扩大佛教声势，将佛教地位抬到一个新高度。

所以，把君权和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政教合一，在佛教上大做文章，是萧衍政治的一大显著特色。萧衍频频往寺庙里跑，一再出家舍身，一再扶持寺院经济。

一再像《御讲(摩诃般若经)序》所说的“皇帝(萧衍)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甚至利用权力将佛教定为国教，应该是为了争取佛教界支持所做出的一种含有政治意义的努力，目的是获得僧侣势力的信服与支持，以巩固南梁统治。

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是麻痹、欺骗群众的精神鸦片。萧衍对儒、道、佛都有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儒学教导人们恪守礼法伦常;道学劝说人们不要计较争夺;佛学讲究六色皆空，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者的共同点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去反抗斗争，都可以作为执政者欺骗、麻痹、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

三者比较，萧衍认为佛学理论和佛教修行方法对人民更具吸引力，也更具欺骗性。萧衍一贯擅长心理战术，在早年领兵打仗时，萧衍就总结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梁书》)。他带头舍身，大兴佛教，无疑是为了凭借佛教征服人心，加强思想意识统治，大造自己的声威。

大凡统治者，都有一个通病，即年龄越大，猜忌心就越重，就越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忠诚，萧衍也不例外。

萧衍一次次地往寺庙里跑，一次次地舍身为寺奴，一次次地赖在寺庙里不走，绝非单纯地为了讲经诵佛，也绝非真心实意地位众僧执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玩弄统治权术，借以检验皇子王侯、文武百官对自己是否忠诚，看看臣属们是不是有诚意赎回他这位快要过时的皇帝，是不是真心希望让他回宫执政。

萧衍突出个人，唯我独尊，制造对佛教的宗教迷信，正是要为臣属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通过这种厚脸皮的政治表演，萧衍意在进一步树立和加强自己的权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信仰、提倡佛教已成为萧衍时代上层社会的传统习惯，而萧衍也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皇帝菩萨”，其性格也变得内倾、封闭、保守、刚愎起来。

萧衍晚年喜欢别人阿谀奉承，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魏书·岛夷萧衍传》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朝中大臣知道他这一特点后，争相奉承，莫敢正言，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一句真话。

萧衍尽管佞佛，整日沉溺于佛学精神世界，但佛祖并没有保佑他，以致招来“侯景之乱”，他也落得个饿死台城的悲惨结局。萧衍被困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梁朝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梁书》)，似乎流露出了些许悔恨的意思，可惜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