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雄踞于中国北方广阔草原与千万亩耕田之间。虽然它早已化作历史的陈迹，却一直都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象征，长城作为军事防御设施，被历代帝王沿用长达两千余年。那么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要贬低长城?接下来一起去看看吧。

修筑长城，端赖“举国体制”。“夫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桓谭《新论》)“可变资本”四十万，“不变资本”有多少?秦代以降，汉、隋及其间的北魏、北齐、北周等朝，都有兴建，逮至明代，又一次创造了修筑长城之高潮，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长城。“举国体制”往往与专制政体相联系。

以“举国体制”修筑长城，就与帝王脱不了干系。国人谈及史上有为之君，往往引用毛泽东诗句里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修筑长城问题上，“秦皇”、“汉武”都是积极的推动者，至于“宋祖”，疆域不及幽燕，无险可凭，倒是挖了一些“地下长城”(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保定日报》)。倒是“唐宗”，在修筑长城问题上，别具只眼，特立独行。

大唐帝国是从隋朝废墟上建起的，李世民当了皇帝后，鉴于隋炀帝杨广“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隋书》卷二十四)，大肆营造，虚耗民力的弊端，他就告诫手下说：隋炀帝这个人不知道用忠良的人才，也不知道善待老百姓，就知道天天修长城，劳财伤民，才被灭掉的。

到了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的时候，突厥屡犯，边患日亟，鉴于秦汉以来防御匈奴的历史经验，朝廷里有不少官员建议李世民修长城。可李世民认为：“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资治通鉴》唐纪九)在他看来，扫清外寇，消除边患，缔造和平，修筑长城并不是正确选择。

他对大臣们说：“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新唐书·李勣传》)委派李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劳民”，他重视的是“人心”。在他看来，人才与人心，与长城相比，作用更加强大而持久。

事实也是如此，唐朝政权经过“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强大的国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中古时代的中国，也只在唐朝首都长安呈现过。外敌的消除，国势的昌盛，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