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帝国(伊朗旧称)遭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侵袭，京城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达南城)沦陷，波斯国王伊嗣俊殉难。伊嗣俊的儿子、也就是帝国的王储卑路斯“火线继位”，一边率残军退守抵抗，一边求助“国际干涉”。而这时唐高宗李治帮助了这位阿拉伯王子。

国破家亡，波斯君主最后关头为何向大唐寻求“政治避难”?史学家多是从军事实力对比分析原因。公元7世纪，世界只有两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那就是大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两国争夺的焦点就是现在的中亚与西亚。大唐帝国曾与阿拉伯帝国大小争战20余次，大唐军队“胜多负少”。

所以，当时西域各国，也就是中亚和西亚地区，政治流亡者首先想到去中国避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只有大唐帝国能抵制大食的东进。其他中亚诸国，包括东罗马帝国，根本罩不住流亡政权。当然，这类分析也是不错的，但显然不够全面。这里，除了不可或缺的军事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世界“正统”地位。

无论是东罗马帝国，还是波斯帝国、西亚诸国，甚至阿拉伯帝国眼中，大唐帝国无疑是占据“世界主体文明”的国家。这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占据政治文明制高点;二是拥有她主导的、高举国际正义旗帜、具有军事干涉能力的国际组织——天可汗。

因为有了天可汗组织，公元七世纪“国际道义舞台”就此成为“中国领衔”表演。日本人称此时的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亦非虚语。“烈烈王者”所向披靡。弱国被强国欺凌，大唐岂能坐视不管?高宗欣然接受了卑路斯请求，马上设立波斯都督府(今伊朗境内的扎博勒)，以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将波斯与大唐“安西都护府”连成一片。

然而，由于波斯都督府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波斯全境不久终被大食吞并，波斯都督府也无法独存。公元670年，高宗招卑路斯入朝，授“右武卫将军”衔，命人修建长安波斯寺，卑路斯与其子泥涅斯得到妥善安置，先后定居长安。

尽管大唐没能帮助波斯复国，但摄于大唐之威，阿拉伯大军终究未敢穷追卑路斯到中国内地。扶弱济困、主持正义的大唐帝国，还是赢得了弱国的尊重，“天可汗”占据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而且在军事上，基本保持着对大食的绝对优势。

阿拉伯大军在天宝前期的几次中等规模的冲突里均败于唐军，后来倾其国力发动怛罗斯会战，20万阿拉伯军面对3万唐军依然难以战胜，最后只靠唐军内部的反叛才将唐军打退，而阿拉伯军的自身损失却是唐军的几倍。阿拉伯人虽胜尤耻，唐军虽败尤荣。后来即使安史之乱爆发，阿拉伯也终未敢进兵西域。

因为有了大唐帝国的存在，阿拉伯帝国东进的步伐被阻挡在葱岭之外!公元674年，卑路斯客死长安。这个国破家亡的波斯亡国君，因为有了中国的庇佑，安稳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余生，避免了成为阿拉伯大食战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