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7年，39岁的宪宗颁布了《禁私贮现钱敕》，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强制消费令。消费令规定，凡是京城之内的公务员，不论品级，家里面的存款，最多不能超过5000贯，超过者必须把多余部分拿出来消费。

运动的矛头是直指那些巨商富豪和官僚贵族的，因为他们像存粮食一样囤积了大量的铜钱。据《旧唐书》记载，“时京师里问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存款排名靠后的竟然都有50万贯以上，正因为他们存钱不消费，导致市面上濒临钱荒的危险，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通货紧缩。

概括说来，就是谁拒绝消费，就把谁消灭。为了取得更大战果，唐宪宗还发动了群众运动。他把充公财产的五分之一划拨出来，建立了奖励基金，用于犒赏那些检举告发者。如此一来全民皆兵，大伙像手电筒一样闪着雪亮的眼睛互相扫视监督。

一时间，人们花钱的自觉性陡然提高，看起来一个比一个败家。大伙都知道挣钱不容易，其实，把钱一口气花出去，难度也不小。对于存款特别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宪宗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体现在消费令中，即“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

当然，宽容并不等于纵容，它有着坚定的不容置疑的底线，“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即便延期，最多也不能超过俩月。乎富豪官僚们是这次强制消费运动的最大受害者，其实这些人头脑精明，社会关系广泛，最善于也最有条件隐匿财产。

比如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分藏在自己拥有的多家店面铺户或者住宅里，一个地方都存上个4999贯，完全达标。狡兔尚有三窟，何况精明的富人们。对此，消费令规定，如果一户家庭有其他的住宅、店铺，资财不得另算，必须汇为一个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