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朝第四位皇帝，关于他生平的为政举措是怎样的，以及历史评价是褒是贬，接下来小编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年4月9日—1320年3月1日)，元朝第四位皇帝，在位时间为1311年4月7日—1320年3月1日。蒙古帝国大汗，是元武宗弟，元武宗封他为皇太弟，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于武宗死时嗣位，年号皇庆和延祐。

在位期间，减裁冗员，整顿朝政，推行“以儒治国”政策，复兴元朝。在位九年，死后并未传位武宗之子和世瓎，而是传位其子元英宗硕德八剌。庙号仁宗，谥号圣文钦孝皇帝，汗号“普颜笃可汗”。在位期间，减裁冗员，整顿朝政，推行“以儒治国”政策，是对元朝一个较有贡献和有一番作为的一位皇帝。

恢复科举

爱育黎拔力八达儒化官僚队伍，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重要措施。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没有把他们的学问视为补选官员的基本标准。大多数高官是以出身为评选标准而产生(通过承袭和荫的特权，荫即降等承袭其父辈的官职)，而多数中下级官员则是由吏入官。结果是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受过儒学教育，也不具备儒家的政治倾向。

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至大四年(1311年)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蒙古和色目职官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

可能是为了减少儒官的竞争，由地方机构胥吏出身的官员可以出任的最高职务自四品官降为五品。爱育黎拔力八达还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原王朝甄选统治精英的主要途径，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断围绕恢复考试问题展开争论，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在恢复科举考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元廷主要依靠承袭制补充官员队伍，采用考试制度将会损害蒙古、色目甚至汉人贵族家族的承袭和荫的特权。

第二，在汉人士大夫中对考试是否是补充精英的有效制度和采用何种科目亦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一派赞成采用宋朝和金朝的考试科目，注重文学和经学的考试。受朱熹对考试制度的观点影响颇深的理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在科目中去掉文学，注重重要经典和策问考试。科举考试一直没有恢复。

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改善官员水平及顺应皇帝本人意愿，请求恢复科举考试的人逐增多。此时因为理学在元廷官员圈中已经占了优势，以前理学家提出的方案几乎未遭任何反对就被采纳了。

皇庆二年(1313年)颁诏并在其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的新考试制度，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它还指定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这一变化有助于确定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并被后来的明、清两代基本沿袭下来。

除此之外，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多民旅社会的特征。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人简单，他们还在种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划分，每等人75个名额。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和扰乱现存的官僚体制，登第殿试的名额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每次考试不超过100人。此后元廷举行了16次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人。

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这对江南的士人有利，因为那时候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