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到1985年，陕西省商洛地区商县杨峪河乡王墹村村民龙治民与妻子闫淑霞在家中先后共同杀死48人。1985年8月30日，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将龙治民夫妇提起公诉。1985年9月20日，商洛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二人极刑。1985年9月27日，龙治民夫妇被处决。

案件侦破

为防止同案犯在逃、自杀或相互杀人灭口，侦破领导小组指示西南各乡，尤其是龙犯所在的杨峪河乡、龙犯的原籍仁治乡、龙妻闫淑霞娘家所在的金陵寺镇以及邻近王墹的刘湾乡的乡村干部和民兵治保组紧急动员起来，对辖区内的曾有前科者和有劣迹者实行监控，并对行迹异常者予以关注。

至于案发地王墹村，被一支武警部队包围封锁起来，通往村外的各路口都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察。自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王墹村沉默数年的钟声再度被敲响了。6月2日午后，村干部站在几成废墟的老戏台上，向集合在台下的村民宣布了一个决定。基于法律方面的考虑，不便给决定以某种正式形式，该决定便没有诉诸文字更不能记录在案，而是口头下达的。所以王墹村干部没有使用“宣布”或类似于它的字眼，甚至避免给村民造成他在“传达上级决定”的印象。

没有什么决定，只是一件事。“现在给大家说个事。目前这个案子还在保密阶段，为避免走漏风声，给公安人员进一步侦察带来不便，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没什么要紧事就不要离开村子了。据公安人员推测，龙治民很可能有同伙，如果风声传到同案犯耳里……”一些有头脑的王墹人马上品出了这番“禁令”的真正含义。他们议论道：“要说防止走漏风声，风声在前几日早被围观的外村人传扬出去了。龙治民的同伙若在外村，早就逃的逃，毁赃的毁赃了。

公安机关怀疑龙的同伙就在王墹村里!”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人眼里满含疑问。此后的日子里，家家户户门窗禁闭，出门时彼此碰见了，也只是淡淡打个招呼，没有多余的话，全村一时处于相互猜忌的惶惶不安的紧张气氛中。起尸，照相录象，编号登记，解剖……黄昏7点多，掘出的尸体数目已经升至20。夜幕降临，勘验工作停下来。王扣成对周玉局长说了那段时间里唯一的一句调侃的话：“这跟临潼的兵马俑一样哩!”5月31曰黎明，“3号坑”的挖掘与尸检工作重新开始，尸体的数目继续上升。

上午11点，“3号坑”清理完毕，整整33具尸体。对于和平时期的凶杀案，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勘验人员相继走出席围，摘下口罩扔掉，长长出了一口气。然而干警们不敢稍有松懈，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案情还有扩大的可能，但也无迹象表明案情会就此终止。稍事休息之后，大家手执有金属尖头的标杆在龙家周围探测。谁也不希望再有所发现，即使再发现什么，也希望是有关的物证。大家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就在这时，上午11时30分左右，当一个干警再一次把标杆插进土地时，他突然僵止在那里，人们的目光向他聚拢过来……

他手下感到了一阵虚空。“2号坑”就是这样被发现的。该坑在“3号坑”东侧两米处龙家的猪圈内，形状与“3号坑”相仿，南北纵向，长2米，宽1米，深1.5米，掘出8具尸骸，排列整齐，头足彼此倒置，与“3号坑”如出一辙。可见坑内被害者先于“3号坑”内被害者遇害。就在勘验工作进行的同时，消息在民间不胫而走，地震般强烈的撼动了商洛全境。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墹村涌来。早在5月29曰，屋内三尸被发现之后，由于尸体的状况和异乎寻常的藏尸方式，即在王墹周围引起了不小的惊动，当天就有附近村镇的人赶来观看。

虽然消息也传到了商县县城里，但三人遇害这一事实尚未超出人们的经验，城里来人不多。“3号坑”被发现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围观者中间城里人明显增多。从5月30曰开始，已王墹为中心，方圆几十里外出现的情景，用王墹村一位村民的话说，“就跟赶庙会一样!”王墹东西两段的公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至于来自商洛其他县的观者，开始多是顺路来看看，再后几曰就有了成群结队相约而来的外县人。那一个星期里涌向王墹的有多少人次呢?据王墹人说少说也有十几万。与此同时，一些新闻媒体，如“BBC”、“曰电”、“美国之音”、“西欧新闻中心”等，不知通过何种途径获知了这一凶案的消息，迅速的报导出来。

由陈丕显和公安部副部长俞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商县。一个中央、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各级=部门参与的侦破组织迅速成立。核心领导小组由省=厅副厅长张景贤挂帅，地委副书记王殿文任副组长，下设审讯组、调查走访组、现场勘验组。6月4曰，在地委书记白玉杰的建议下，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

5月31曰白天，当发掘、勘验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的时候，就有失踪者的家人在围观的人群里大放悲声。他们在围观者善意的鼓动下，数次试图冲过警戒线前去认尸，均被武警拦截，这样一来引起了他们及围观者的不满、哭闹、指责，甚至有一些好事者呐喊起哄，在人群中造成一阵阵**。到了下午，约有一百多人聚集在商县=局门前，要求领导出来说话，要求认尸。其中有人鉴于48人被杀而事前**竟无丝毫觉察这一点，骂道：“养了一群白吃饭的?”对侥幸逃生者的调查和被害者家属的访问，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结论：作案者为龙犯一人;杀人动机为获取无价劳动力和谋财。

在对龙犯的一次审讯中，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别处另匿有赃款时，龙犯回答说：“不用再问了，就那573元。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什么?”“我有三不杀，”龙继续说，“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我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语惊四座。

不论龙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开脱?戏谑之言?龙犯认为那三种不杀之人之外的人均属于社会无益的多余之人?)但调查结果证明，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