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出生于1951年初春。那时他已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他出生的时候，大哥刘允斌正在苏联留学，家中有已参加工作的大姐刘爱琴、读中学的二哥刘允若、读小学的二姐刘涛、上幼儿园的三哥刘丁和仅两岁的三姐刘平平。刘平平和刘源是王光美所生。后来，他们又有了刘亭亭和刘潇潇两个妹妹。等到刘源上小学的时候，大哥从苏联回国。当时他们家是中南海大院里最热闹的家庭。

刘源虽然是这个大家庭里最小的男孩，却从来没有受到父母的特别优待。妈妈王光美把他的那些哥哥姐姐视同己出，对他们倍加照顾，好衣服总是先给哥哥姐姐穿。家里孩子多，生活开支紧张，刘少奇要求孩子们从小养成艰苦朴素的品德，他们的衣服总是从大到小轮着穿，破了就由妈妈打上补丁再穿。刘源曾回忆说，大概14岁以前，他都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

印象中自己小时候几乎没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妹妹也跟他一样。1966年，刘源15岁。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美好时代”发生了剧变。“文革”的风暴，首先对刘源的家庭袭来。当全国的“红卫兵”众口一词地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时候，刘源面对近在咫尺的父亲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可亲可敬的父亲真的犯了大错误吗?他真是反对毛主席吗?为什么对父亲的批判总没个完，而且波及到那么多的革命老前辈……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刘源稚嫩的心灵遭受着痛苦的煎熬。

“文革”刚爆发时，刘源也曾跟着同学们一道参加了“红卫兵”的“破四旧”和造反行动。有一次，回家吃晚饭时，刘源正和姐姐刘平平议论晚上要出去参加“红卫兵”的抄家活动。刘少奇听见了，连忙制止：“不要去。”然后，他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肃地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

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听完父亲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姐弟俩似乎理解了父亲的一番苦心。从那天开始，他们再也没参与过类似的活动，周围很多同学也被劝阻住了。1966年入冬时节，刘源发觉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大批判和大字报正逐步“升级”，连朱德等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都被诬蔑为“大军阀”、“黑司令”，很多领导同志受到非人的折磨。他看到无能为力的父亲一连数日神情严峻，忧心如焚。经过反复考虑，刘少奇找到周恩来总理，说为了尽早结束运动，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周总理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后来，刘少奇还郑重地向毛主席提出此事，说要带着全家回湖南老家或延安种地。刘源回忆说：“幼稚而年轻的我们得知爸爸的这些打算，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以前，我们听说爸爸‘犯了错误’，感到难受、委屈;如今，我们透过政治斗争的风雨，看到了爸爸那颗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炽热的心，爸爸在我们心目中更加高大了。”这期间，渐渐懂事的刘源和父亲不止一次地进行过较深入的交流。刘少奇在保守党的机密的前提下，也给孩子们讲述了许多事情的真相。

刘少奇在处境最艰难时留下的遗言，至今让刘源刻骨铭心：“我过去曾多次对你们说，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人民。”“群众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会有过火行动，你们要理解群众，决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就是在无数的坎坷中锻炼出来的。”

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批斗株连到刘源兄妹，他们经常在学校受到批斗和围攻。家庭的不幸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刘源的哥哥姐姐们一个个被赶出中南海，哥哥刘允若和一直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外祖母董洁如先后被逮捕入狱，大哥刘允斌在包头被逼卧轨自杀，大姐刘爱琴被关进“牛棚”……1967年9月13日凌晨3点多，夜色苍茫中，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王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住处，宣布对她正式逮捕。

当天，刘源和姐姐刘平平、妹妹刘亭亭三人，连同他们简单的行李，被抛上一辆卡车，强行逐出了中南海，回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斗。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就在同天，刘源那只有6岁的妹妹刘潇潇和从小照顾她的阿姨也一起被赶出了中南海。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竟是和父亲的永诀。此后，18岁的刘平平也被关进大牢，刘源常常在学校里受围攻、批斗，在社会上受歧视。那时，除了他们兄妹，还有一大批被打倒了的老一代革命家子女，都成了“黑帮子女”、“狗崽子”，大家天天担惊受怕，东躲西藏。为了生存，刘源曾和另一位老革命家的儿子一起去卖血。

虽然遭遇不幸，但刘源不悲观，他要坚强地活下去。一位老革命鼓励的话让他热泪盈眶：“你们要是你爸爸的好种，就要活下去。为了你爸爸，为了人民，刀搁在脖子上也别颤。”一年后，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名到边远的农村去。1969年新年前，刘源离开了他熟悉的北京，来到风沙弥漫的雁北阴山深处——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插队落户，开始了长达7年的艰苦劳动生活。

在这里，刘源虽然没能避开审查和批斗，还两次锒铛入狱，被打成反革命而“劳动改造”，但“比北京的境遇好多了”。在开会批判他的同时，也有农民兄弟默默地递上一张“我们欢迎你”的纸条。中秋节时，有人不声不响地在他屋子的窗台搁上一包月饼。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农村，但刘源不怕苦，他要用汗水证明自己是好样的。不管多么劳累，只要晚上不开会，他总要自学到深夜。他还自学针灸医药技术，主动替患病的农民看病送药。渐渐地他与村里农民交上朋友，村里人把他当成自己人了。

1972年夏天，刘源决心回北京一趟，寻找父母的下落。他在老乡的帮助下，深夜悄悄离开村子，白天在野外躲避追赶，夜晚在崎岖的山间赶路，饿了就嚼一把兜里揣的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才赶上去北京的火车……刘源、刘涛、刘亭亭与刘潇潇在北京永安里的一间小屋会合了。他们向毛主席和中央办公厅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这时，他们才得知父亲已于两年多前去世了。8月18日，当他们被批准来到秦城监狱探望妈妈时，大家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王光美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半晌只说了一句：“想不到你们几个还能活下来!”

由于周总理亲自过问，1975年秋刘源被批准返回北京。离开白坊村的那天早上，几乎全村人都到村口为他送行。此后，刘源被安排到了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铆工。1977年恢复高考，刘源立即申请报名参加考试，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无奈之下，刘源给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请求。据说邓小平当时批示：应准予参加考试。第二年初，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入学通知书。

但当时，学校的课堂上和他学的历史教材中还充斥着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同学们也悄悄议论着他就是刘少奇的儿子。面对这一切，刘源只有保持沉默，等待着能发生一些改变。直到1980年2月，刘源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1982年夏，刘源大学毕业。正值而立之年的他，可谓意气风发。按说，刘源本可留在大城市安排一份好工作，但他心中早有打算：重新回到农村去，在农村的最基层经受锻炼，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出力。